《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史书易云达，共有294卷，内容约300多万字，详细记录了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起，直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对淮南的征伐，跨越了长达1362年的时间，涵盖了16个朝代的兴衰成败。
在这漫长的1362年间，华夏大地上共经历了41次严重的“大饥”，平均每隔33.1年就会出现一次。而这些“大饥”带来的悲惨后果更是令人触目惊心，竟然出现了“人相食”的现象。在《资治通鉴》中，关于“人相食”的提及多达33次，换算下来，平均每41年就会在这片土地上目睹如此惨事。此外，根据“二十五史”的统计，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人相食”事件总计达到了403起，这意味着自黄帝时期至清末，平均每12年就会发生一次。
对于这些古文中的记录，不再赘述过多细节，怕会引起某些读者的不适和心理反应。
可以说，“大饥荒”的可怕程度不言而喻。古人对此似乎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才有“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的优雅格言。对于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因地少人多而引起的，也有观点指向落后的生产力，甚至有人认为是由于粮价的异乎寻常上涨……尽管这些观点各有其道理，却更多地反映了表面现象，而真正值得关注的则是隐藏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展开剩余67%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中深入探讨了饥荒的根本原因。他指出，许多饥荒的出现并非由于粮食短缺，而是无力和无权的底层民众他们的粮食消费权被剥夺了。例如，经过工资的下降、失业现象的加剧、食品价格的飙升、供给分配系统的崩溃、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易云达，以及逃难机会的剥夺等因素，都是令人堪忧的情况。
美国记者和作家E.斯诺在其作品《西行漫记》中提及了1928年西北大饥荒的惨痛历史。当时，一些组织估算死于大饥荒的人数达300万至600万。然而，从全国范围内的粮食生产数据来看，并没有显著的特殊变化，这究竟为何导致如此多的生命流逝呢？
斯诺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外地的粮商因为担心被当地军阀强行扣留而不愿意将粮食运入，而地方军阀则因为怕外粮到来会打压本地粮价，从而损害自身利益。结果，城市中的权贵和富裕群体在农村能够以极低的价格购得土地，而底层民众则连基本的粮食都难以负担，只能无奈等死。
可以说，当穷困的底层民众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时，他们便成为了弱势的牺牲品，在权贵之间的权力争斗中惨遭波及。因此，真正的“大饥荒”背后，往往是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问题。
最近的一次大饥荒发生在1960年，距今已有62年之久，未来的再次饥荒又会离我们有多远呢？当然，希望这样的灾难永远不会再出现。但如果真有一天再次面临饥荒，我们不禁要思索，是像上海这样的繁华大城市先撑不住，还是乡村更早崩溃呢？
实际上，假若饥荒来临，无论是大城市如上海，还是广袤的农村，最脆弱的总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普通百姓。而在大城市中，富有的阶层显然多于农村，他们控制着食品分配的系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农村首先就会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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