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新”动能累积，数据亮眼——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5%，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产量分别增长36%和53.3%……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数据。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大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力度，成为一大亮点。
围绕产业创新转型等相关话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对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进行了专访。
刘尚希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经济学家，作为第十三届、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还兼任国家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同时是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成员。
上半年哪些产业增长亮眼？在反映产业转型进度方面具有怎样的代表性？如何看待当前我国产业转型的整体态势？当前产业转型背景下，就业市场整体供需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
围绕这一系列问题，刘尚希进行了详细解读。
多数产业迫切需要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NBD：您觉得上半年哪些产业的产量或增加值变化是亮点？
刘尚希：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5%，3D打印设备、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3.1%、36.2%、35.6%，这些都是比较显著的亮点。相关产业快速增长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市场需求拉动作用显著，低空经济、智能化相关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趋势明确，各方纷纷发力，相关设备制造领域自然受益。比如，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等相关产业，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车载设备等与智能化紧密关联的产业，因契合发展趋势而增长迅猛。
另一方面，政策也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比如，“两新”政策带动相关设备更新，新兴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等。政策的支持与市场内在动能形成合力，推动产业发展。
这些数据反映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是正确的创赢盘，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且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趋势相契合，表明我国产业转型在相关领域取得积极进展。
NBD：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保持较快增长，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产业转型的整体态势？
刘尚希：上半年，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相关指标表现亮眼，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等发展态势良好，且整体方向契合绿色发展的趋势，比如新能源汽车产量上半年增长超过36%，锂电池增长达53.3%等，这些数据都印证了这一点。
不过，我国的产业转型还要置于全球视角下来审视，也就是要放到全球的产供链、价值链来观察。我国产业发展很快，尤其是制造业规模庞大，占全球比重约30%，但整体而言我国产业在国际竞争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具体表现在，从产供链角度看，在全球供应链中尚未占据主导地位，部分领域仍受制于人，尚未成为产业链的“链长”。从价值链角度看，我国产业正处于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爬坡阶段。二者相比较，我国产业在产供链方面的国际竞争力要强于价值链方面。
产供链实际上是一个实物补偿和实物循环的过程，由于我国产业门类完整且有低成本优势，相对而言国际竞争力比较强。
而价值链方面竞争力较弱，主要体现在附加值较低，这也导致我国很多出口产品都有“量大价低”的特点，这样企业就容易遭遇“增产不增收”或者“增收不增利”的境况。因为产业的转型升级除了新技术研发以外，最重要的支撑因素就是附加值，也就是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所占份额。只有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有更高份额、处于更靠前位置，竞争力才能真正增强，这样才能和技术研发形成良性循环。
因此，我国多数产业当前迫切需要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扩大份额，也就是说要向微笑曲线两边爬升。
从当前全球化的新形势来看，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从全球视角进行规划。我国制造业产能庞大，客观上需要开拓全球市场。然而，当前很多企业出口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遭遇了越来越多的贸易限制措施。在这种复杂国际形势下，我国产供链必须进行全球化布局。目前，我国一些产业已开始出海布局，我们需要构建一种面向全球化布局的新型产业政策和管理体制。
产业转型中，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缺一不可
NBD：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转型的核心动力。在当前这一进程中，您认为哪些关键技术的突破或应用对产业转型进度的提升最为关键？
刘尚希：技术创新确实是推动产业转型的核心动力，但仅有技术是不够的。我刚才提到，要提升附加值，因为检验企业或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在于附加值的高低——附加值高，利润就高，企业发展前景就会更好。
而技术转化为价值还需要有一个重要中介，就是商业模式创赢盘，技术只是一个要素，它必须置于一定的商业模式中才能发挥作用。创新要素的组合取决于商业模式，形成“商业模式-创新要素组合-产生新技术”的逻辑链条。企业的价值，直接决定于商业模式创新，间接取决于技术创新。所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应高度重视和支持商业模式的创新。
从历史上来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商业模式的创新。只有将技术与商业模式相结合，技术才能真正转化为价值。
在当前产业转型中，商业模式创新至关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技术能否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突破和可持续发展。以华为为例，其成功不仅源于硬核技术，更在于其独特的商业模式，推动技术不断升级。二者是相互成就的关系。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商业模式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一些前沿产业如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目前正处于探索商业模式的阶段。人工智能虽然火爆，但只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其潜在价值才能充分释放。
商业模式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是技术创新的前提，技术创新其实是商业模式创新的产物。比如很多独角兽企业，虽然也有过硬的新技术，但真正的潜在价值在于其创新的商业模式从长期来看具有很强竞争力，这样才能吸引战略投资者持续投入。因此，在产业转型中，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相互推动，缺一不可。
解决结构性就业摩擦的关键是加快教育体制改革
NBD：据您观察，当前我国产业转型背景下，就业市场的整体供需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政府、企业和社会在促进就业与产业转型协同发展方面，各自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刘尚希：在产业转型背景下，就业市场的供需结构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方面，数字化推动产业融合，催生新业态，劳动力市场需求由此发生结构性变化。新兴岗位不断涌现，需要新型劳动力，特别是技能型劳动力。
另一方面，传统岗位如制造业中因技术替代等原因逐渐减少，导致一些低技能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就业市场出现“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难题。
与过去工业化时期的转型升级对比，当前最大的不同在于产业融合速度加快、产业转型变化速度加快。这导致新的岗位不断涌现，产业转型升级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化加速，目前劳动力的供给结构无法匹配这种快速变化的需求，呈现出滞后性。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快教育体制改革。仅从劳动力需求端(即产业和企业方面)采取措施，比如出台一些激励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就业等，虽然有一定作用，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治本的关键在于使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以减少结构性就业摩擦。这并非市场或企业能独立解决的问题，需要政府发力。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劳动力供给与产业快速转型升级的结构匹配问题。
因此，就业问题不能仅由企业承担责任，需要从更深层次的教育体制和政府管理角度，进行系统性改革和调整。
降低间接融资比重，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基金市场
NBD：在产业转型过程中，企业需要大量投入用于技术研发和设备更新，这会对短期财务状况造成压力。您认为政府和金融机构在这一方面应如何帮助企业？
刘尚希：从金融角度看，目前产业转型升级并不单纯是个融资问题。现在利率不断降低，银行息差进一步收窄，经营压力也在加大，所以更重要的不仅是给钱，而是给什么钱的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融资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资金需求存在不匹配的情况。
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企业融资成本较高，而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创新型企业更需要长期资本和股权投资。
从微观层面来看，虽然金融机构做了很多尝试来增加股权投资比例，但整体上融资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资金需求仍然不完全匹配。银行贷款要求资金的安全性，而创新项目成功与否以及能否盈利往往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创新项目需要的资金具有高风险、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特点，更适合通过资本市场中的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投资(PE)等方式来满足。然而，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和基金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监管体系也不够完善，这使得许多创新型企业难以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足够资金支持。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需要调整当前的金融结构，降低间接融资比重，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基金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从而将大量资金转化为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以更好地适应产业转型升级需求。这对于我国股市改革也具有重要意义，股市不应仅仅是融资市场，更应成为一个投资市场。
NBD：除了金融方面的支持，您认为是否还需要有一些财税政策的支持？
刘尚希：财税政策具有双重性。对不同行业实行不同的财税政策，实际上可能干扰市场公平竞争和产业融合，尤其是在服务业和制造业相互融合的趋势下。当然，对创新型、高新技术产业，可在一定期限内给予激励政策，但要让企业形成明确预期，避免对政策的长期依赖。
像DeepSeek(深度求索)这样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并不是依靠某种政策支持做起来的。对企业而言，通过创新是挣市场的钱，如果能够挣到政府的钱，就不一定有动力去挣市场的钱。所以支持政策要用在关键处。
我认为，政府的支持方式应更多采用金融化、市场化手段，如类似VC、PE等方式，而非简单通过项目申报评审来分配资金。税收政策由于具有普惠性，现有的加计扣除、加速折旧等政策应定期评估，根据实际效果进行优化调整，淘汰效果不佳的政策创赢盘，以确保政策支持真正助力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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